1972年1月10日清晨，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，负责布置陈毅追悼会的工作人员正在检查会场。悼词已经定稿，遗体告别和追悼会的程序也已排定，谁也没有想到，一条临时传来的消息打破了原有安排：毛泽东决定前来送陈毅最后一程。 陈毅于1972年1月6日在北京病逝，终年71岁。消息传到中央后，治丧工作随即展开。当时的政治气氛仍然复杂，如何评价陈毅、追悼会采用什么规格，都不是普通工作人员能够自行决定的事情。 参与起草悼词的工作人员后来回忆，治丧工作大体分为几项：拟定新闻报道，起草有关请示，安排悼词写作，同时筹备遗体告别和追悼会。每一项都要反复斟酌，尤其是悼词，既要交代陈毅的革命经历，也要处理当时存在的各种争议。 周恩来在相关工作中态度十分明确。他提出，陈毅的丧事安排可参照李天佑同志的规格，并在此基础上适当提高。悼词初稿形成后，经周恩来审阅修改，再送毛泽东审阅。这样一来，文字中的分寸、评价和语气，都经过了慎重推敲。 原定安排并不隆重。遗体告别仪式进行两天半，追悼会只安排半天，由叶剑英致辞。这样的安排，多少带有当时特殊环境留下的痕迹。陈毅生前担任过重要职务，也为革命和新中国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，但有关他的评价一度受到非正常因素干扰。 变化发生在1月10日凌晨。工作人员正在礼堂内忙碌时，突然得知毛泽东将出席追悼会。消息来得很急，周恩来立即着手调整会场和接待安排，并通知有关方面，凡是愿意前来悼念陈毅的同志，都可以参加。 有意思的是，毛泽东的决定十分突然，甚至没有按通常方式更换衣服，而是在睡衣外面披上军大衣便动身。对于当时已经年近八十、身体状况欠佳的毛泽东来说，亲自前往八宝山，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。 毛泽东抵达时，追悼会尚未开始。周恩来把他迎入休息室，陈毅的夫人张茜和孩子也在那里。张茜原本沉浸在悲痛中，见到毛泽东后十分意外，走上前问：“主席，您怎么来了？” 毛泽东看着她和身边的孩子，表示前来悼念陈毅，随后说：“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。”这句话并不长，却让张茜情绪再次失控。陈毅去世前后，她承受的不只是失去丈夫的痛苦，还有外界长期形成的压力。 张茜曾试探着说，陈毅过去也有过反对毛泽东的言论。毛泽东没有顺着这个话题追究，只说：“不能这么说，也不全怪他，他是个好人。”在那个特殊时期，这样的表态显得格外直接，也让在场的人感受到其中的分量。 谈话中，毛泽东还询问陈毅几个孩子的情况，表示生活和工作上若有困难，可以向组织反映。张茜随后提到，陈毅病重期间仍然惦记毛泽东，甚至在昏迷与清醒交替之际，记着毛泽东的生日。 据张茜回忆，1971年12月24日，陈毅短暂清醒后提出想吃寿面，为毛泽东祝寿。毛泽东的生日是12月26日，家人知道日期尚未到，但没有忍心当面纠正。一个重病中的老人，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，足以说明两人几十年革命交往留下的感情并非几句争论可以抹去。 听完这段话，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，随后说：“我很怀念跟他一起参加革命的日子。”他还叮嘱陈毅的孩子，要以父亲为荣，因为陈毅对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作出过贡献。 追悼会开始后，周恩来代替原定人选致悼词。礼堂内坐满了前来悼念的人，却安静得近乎凝固。当悼词念到“陈毅同志安息吧”时，许多人低下头，毛泽东也流下了眼泪。 仪式接近尾声，毛泽东走到陈毅骨灰盒前，用党旗覆盖在骨灰盒上，随后深深鞠了三个躬。离开前，他在骨灰盒旁停留片刻，又握了握张茜的手。没有长篇讲话，几个动作和几句话，已经表达了对这位老战友的评价。 毛泽东离开后，参加追悼会的同志依次上前告别。原本规格有限的治丧安排，因为他的突然到场而发生改变，也使悼词中对陈毅历史贡献的肯定，获得了更加明确的政治分量。对于参与起草悼词的工作人员而言，那天礼堂里最难忘的，并不是程序如何调整，而是毛泽东站在陈毅骨灰盒前久久没有转身。 特别